作者：陳先賦

1979年農歷臘月，是改革開放號角勁吹的歲月，也是科學春天重歸大地的歲月，對于中國廣大知識分子來說，更是拋掉“臭老九”的帽子，正名“工人階級一部分”的喜悅的歲月。科學文化學術研究的熱情，在人們壓抑沉睡之中覺醒并沸騰起來。雖然春節(jié)臨近，成都街道已張燈結彩，購買年貨的人群擠滿商店，但在和平街四川省圖書館古籍部，仍然有不少學者在聚精會神地查閱圖書，研究學問，交流學術。古籍部是一座老式大院，據說是四川著名藏書家嚴谷聲先生私人藏書院故址。這里收藏的古籍十分豐富，經史藝文，無所不有；特別是四川地方志書，收集最為完整，最具權威性。這正是我心之所向、行之所往的理想之所。

自1974年我到成都中醫(yī)學院工作后，耳濡目染，立志編寫一部四川歷代中醫(yī)人物工具書。資料來源，除正史、醫(yī)籍、雜談、醫(yī)學辭書、報刊等各種典籍書刊外，我認為最為詳實可信的，莫過于四川地方志書了。四川號稱天府，地靈人杰，歷史文化底蘊極富，而且，四川又是中醫(yī)中藥之鄉(xiāng)，歷代名醫(yī)輩出，故主要從四川地方中取材，當不失為一有效捷徑。但令我想象不到的是，這設想付諸行動，其工作量是何等之大呵！在和平街古書部深宅大院，看見那一間又一間寬深的書屋，一排掩一排高大的書架，目不暇接，令人驚嘆，這才懂得“汗牛充棟”這一成語的含義。四川地方志書，除全川性的《四川通志》、《四川總志》等大部頭志書外，各地區(qū)縣市的地方志、鄉(xiāng)土志，又有編修時期與版本的不同，卷冊各異，名目繁多。如《四川通志》清.常明修、楊芳燦等纂，嘉慶二十年（1815年）刻本，即有204卷，卷首24卷，凡161冊。各地的方志，每種數(shù)冊、十數(shù)冊不等，總量很大。逼著在和平街古籍部共查閱的方志，初步統(tǒng)計400多種，6200多卷，2700多冊。查閱這批龐大的古籍，堅持到和平街去閱覽、摘錄、翻拍。往往上午去，中午吃點干糧，下午關館方歸，如此風雨無阻。

管理古書部的沙先生，年約五旬，身材清瘦，鼻架眼鏡，一桌樸實，顏悅禮謙，是位兢兢業(yè)業(yè)工作的博學之士，對全館藏書目錄、內容，如數(shù)家珍、了如指掌。我每次去，按藏書目錄順序，請他取書，他都即刻取出給我，查完又換，從不嫌麻煩。我很是過意不去的，他則高興地說：“我還得感謝你呢，你做了一件好事，你是我們的義務清潔工呵！”十年浩劫，和平街古書部人跡罕至，成千上萬冊藏書，層層相依，布滿灰塵而無人問津，也不敢問津。特別是地方志書，更被視為帶有封建色彩，被置之禁屋。改革開放，正本清源，地方志開始受到重視，但還未曾系統(tǒng)全部進行過查閱。所以，每取出某種數(shù)冊方志，沙先生都要先將表冊書面灰塵稍加拍去，然后給我。在我一本本、一頁頁翻看時，總是不時拍抖灰塵，作一些清理。每種方志查閱之后，又選擇陽光好的地方，對書面、扉頁和書中有關要點進行拍攝，這又等于是對書籍進行一次陽光保潔，所以沙先生趣言我是“義務清潔工”。其實，與沙先生等老同志在監(jiān)看歲月里保護這座古籍寶庫的豐功比較起來，簡直不值一提。在古書部的日子里，我不僅寫作了有關四川醫(yī)林人物的資料卡片幾千張，拍了幾十卷膠片，還就地方志中若干珍貴資料一一摘錄，制成卡片、凡盈尺。此期，我還在省內外各大圖書館查閱資料，以補不足。省內，如四川大學圖書館、成都市圖書館、重慶市圖書館、雅安市圖書館、瀘州市圖書館、綿陽市圖書館等；北京圖書館及大庫、中國科學院圖書館、中國中醫(yī)研究院圖書館等。這些豐富資料的積累，對我后來的學問、學術著述，助益甚大。

是年臘月29日下午5時許，當我查完全館最后幾種地方志，騎自行車離開和平街古書部返家時，天公不作美，下起了毛毛雨。至商業(yè)街口，碰到學院圖書館值班下班回家的張忠誠老師，我停車下來，他打傘卻步，互相問候，會意一笑：“快過年了，我們這些人喲……”。是呵，臘月的梅花格外郁香，臘月寒風細雨中的歸人，豈止有你，有我，還有他；臘月的深深記憶，總像不斷的蠶絲，多年在我的腦際縈繞、縈繞…….

功夫不負有心人，我與林森榮同志編著的《四川醫(yī)林人物》一書，歷時3年，收載上自東漢，下迄清末民初四川名醫(yī)1071人，凡35萬言，于1981年2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并獲全國首屆優(yōu)秀中醫(yī)文獻及工具書銅獎。1991年，當我赴京參加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頒獎大會并接受頒獎時，不禁又想起了那個臘月，那個寒風濛雨歸途的情景。